改革的推动者主持者最后应该是随着改革的完成而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而不是随着改革的完成继续垄断着权力霸占着特权。作为改革的推动者，皇族即那些爱新觉罗家族的同盟者，都应该在这新旧交替之际主动避嫌，主动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换言之，皇族内阁的出台引起各方面反对，假如当时皇族知道妥协知道退让，知道从国家大局去考虑，在十三个内阁成员中不是占九名而是占四名，满汉大臣的比例置换一下，相信即便有人从中挑拨，估计立宪党人也闹不起来。
如果说“中体西用”共识支撑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那么朝野各界达成的君主立宪，就是近代中国第二个重要共识。只是由于后来发生了意外，这个共识没有获得实践的机会，因而也就没有多少实际影响。历史的发展虽然说不上什么遗憾不遗憾，但中国缺少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这个中间环节，直接由君主专制过渡到民主共和，这实际上给后世中国预留了许多麻烦。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君主立宪到了关键时刻无法实现，顷刻破灭了呢？说起来就是那个庞大的利益阶层即皇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结果就是既伤害了国家，也损害了皇族。
一个食利者阶层
什么是皇族，用最简单的语言说，就是两百年前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江山的那批满洲各部落头领的子孙后代，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政治新贵，也就是一个围绕在皇室周边的特殊利益阶层。他们不是皇室成员，但与皇室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爱新觉罗的江山当然有他们的贡献，也有他们的股份，但说到底，爱新觉罗家族的家长是皇帝，是大清国的董事长、法人代表，这些皇族充其量不过是持有股份的股东，最多是个份额比较大的股东而已。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权具有至上权威，尽管这个至上权威也是这个统治集团集体赋予君主的。但是权力的异化是个普遍现象，贵族统治集团将权力授给了君主，君主在专制体制下就有权对个别违反游戏规则的贵族给予惩罚。所以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原本就是家天下，朕即国家是那时的原则，所以那时的皇亲国戚反而不敢过分乱来。皇族干政的问题在清代前中期并不严重，皇权中心基本上能够把握住大局，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清代皇权中心发生偏移，或者说皇族开始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大约是从恭亲王开始的。恭亲王与他的嫂子慈禧太后于1860年通过并不太合法的途径获取清廷的实际权力，大清国的权力表面上归属于同治帝，表面上由慈禧皇太后和慈安皇太后联合垂帘听政，其实大清国的实际权力是由恭亲王掌握的。这多少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因而不论是皇室中的两宫皇太后，还是实际权力拥有者恭亲王，对于皇族中出任政治职务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尽量不冲突。结果就是自1860年至1890年代初光绪帝亲政那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许多王爷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等不再安分于那些尊崇的地位和俸禄，反而像恭亲王一样辛辛苦苦进入实际政治，由王爷而大臣而军机而首席军机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等而下之，如庆亲王长子载振先后担任商部、农工商部尚书，镇国公载泽先后担任出使各国考察宪政大臣、度支部尚书；肃亲王善耆相继担任崇文门税监、步军统领、民政部尚书等。他们虽然在晚清政治发展中有过许多正面影响乃至贡献，但皇室宗亲出任政府要员实际上对皇室必定具有相当伤害。像贝勒载振1907年在天津惹出杨翠喜案，决不是一般的名士风流，这种事对皇室的伤害决不应低估。
由王爷这类食利者阶层出任政务官，使清代末期的政治权力严重的二元分立，形成典型的“双轨体制”，中央各部院几乎清一色的满汉双轨首长负责制，满大臣负责政治，汉大臣负责政务，这对于清廷政治正确，对于清廷政令的上通下达固然有好处，但正像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满洲贵族普遍性地介入实际政治，而实际能力又一般性地较汉大臣为弱，一般都是因为出身而不是因为科举，这势必使清代前中期逐渐消弭的满汉冲突到清末反而加剧。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在戊戌时期都意识到，满汉之间的冲突虽说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但对维新运动来说，却是一个失败的种子。当光绪帝因能力而提升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小军机帮忙时，那些大小王爷所表现的“羡慕忌妒恨”真的是前所未有。好在光绪帝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君主，好在有富有政治经验和手腕的慈禧皇太后在背后撑腰，皇权中心在光绪帝亲政之后逐渐恢复，满洲贵族中虽然有一些人出任政府要职，但并没有对清廷政治构成实质性伤害。
政治变革急先锋
当政治权力中心即皇权强固时，皇族这个铁哥们似的利益集团自然是皇室的屏障，拱卫着皇室，为这个王朝长治久安共同努力。我们看到，自戊戌变法至辛丑新政，再到1906年预备立宪，在这十年政治史上，皇族其实一直充当着政治变革急先锋角色，并不总是站在政治变革对立面。
在家天下政治架构中，真正对国家大事给予关心的，一定是利益相关者，或者说利益相关者一定要比利益关联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关系的人更关心。等到1904年之后，当中国政治发展又在一个十字路口徘徊时，皇族中一大批有眼光有作为的年轻一代，应该说还是比较积极地站在政治变革的前列，这一大批满洲贵族王公大臣很快成为君主立宪的推动者。
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日俄战争的进程远出朝廷的预料，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惨败使朝廷陷入空前尴尬，中国向何处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像日本一样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最先发现这条路的很难说是哪一个人，但真正将这条路说明白并让朝廷认可的，其实就是那些皇族出身的政治新秀。
1904年8月2日，慈禧太后密令各省督抚探讨究竟怎样处理东三省问题，在听取一些要员汇报并看过张謇刻印的《日本宪法》后，慈禧太后似乎比较倾向于学习日本进行变革。她的这个想法在最初阶段或许很朦胧很不自觉，但这一点无疑被那些王公大臣迅速捕捉到，经过一番讨论和筹备，终于形成一个委派王公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的政治决定。这就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由来。
出洋考察新政的五大臣中，出身于皇族或满洲贵族的有镇国公载泽及端方和绍英，后因吴樾的袭击有所调整，撤销了受伤过重的绍英，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
五大臣考察对晚清政治变革作用巨大，他们不再将立宪看成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他们的影响下，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思想也有很大改变，他们确实意识到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在过去若干年超越中国而前进，日趋强盛，其根本原因根本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普遍采用了立宪政体；而中国之所以在过去若干年一败再败，日趋衰落，任人欺凌，主要的或者说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国依然固守专制政体。所以他们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目前“霸国主义时代”，中国要想生存，要想发展，要想富国强兵，除了与世界同步，采用立宪政体外，别无他途他术。
君宪了，皇族应该干什么
皇族和满洲贵族在晚清立宪运动中确实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在改革的细节上或许会有自己不一样的考虑，但在大节上应该说都是为了大清国的未来，这一点并不必过分夸大他们与汉大臣之间的政策分歧。
比如在1906年讨论军机处的存废时，汉大臣袁世凯等人力主废除军机处，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然后由这个内阁去组织国会选举，成立真正的国会。由此方能构建一个真正的宪政国家，方才保证君主立宪不是走过场。
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主张，后来的讨论者大多表示认同，以为以载沣为代表的皇室、皇族成员执意反对，可能就是不改革，是守旧。这个看法可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因为我们知道恭亲王活着的时候，军机处存废就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碰不得。所以这一次，慈禧太后依然绕道走，以“军机处不议”将双方争执暂时放弃，但过了几年之后回望，随着预备立宪进程，当责任内阁宣布后，原本争议很大的军机处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被化解到了责任内阁。这大约就是政治改革中的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皇族在晚清政治变革中的贡献大体上说是积极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认同，没有他们的大力推动，晚清政治改革进程所面临的阻力不可想象不可思议。问题在于，改革进入一定阶段，比如说当国家真正进入君主立宪状态时，皇族究竟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正如历史上无数政治改革所表现的一样，改革的推动者主持者最后应该是随着改革的完成而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而不是随着改革的完成继续垄断着权力霸占着特权。当政治改革进入责任内阁发布时，尽管清廷一再宣布相伴而行的是解除了历史上存在着满汉不平等，但作为改革的推动者，皇族即那些爱新觉罗家族的同盟者，都应该在这新旧交替之际主动避嫌，主动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换言之，皇族内阁的出台引起各方面反对，假如当时皇族知道妥协知道退让，知道从国家大局去考虑，在十三个内阁成员中不是占九名而是占四名，满汉大臣的比例置换一下，相信即便有人从中挑拨，估计立宪党人也闹不起来。
皇族并不是不知道参与现实政治的危害性，庆亲王在获得总理大臣的任命后就很快提出辞呈，请求朝廷收回成命，另请高人。在被摄政王挽留后，庆亲王于第三天再交辞呈，明确表示第一届内阁太偏重于皇族，有碍观瞻，与立宪体制不合。假如摄政王此时借坡下驴，改组内阁，免掉几个皇族，任命几个庶族，估计一切都不会发生。
在立宪政体下，人人当然都有从政的自由和权力，只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皇族出身的人依然享有皇权带来的许多好处和优先，这些人介入实际政治或许会给现实政治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但更多的时候则会给皇室带来无穷无尽的负面影响。所以东西各立宪国家从来都对皇室成员采取厚养的办法，由国家拿出相当的钱财让他们过着体面尊严的生活，成为国家的名片，从事一些善事，而不让他们介入实际的政治活动，更不会让他们出任政府要职。
作者：马勇，著名历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盛达优配-配资一流证券配资门户-配资炒股网-全国股票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